棒棒策略宗教领域是时候来场反腐风暴了

[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北方朔风]棒棒策略

在7月27日，释永信因为涉嫌财物问题，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，被多部门联合调查，中国佛教协会也宣布，撤销释永信的戒牒。随后，该消息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海量的讨论，而少林寺这一文化符号更是让讨论不断“破圈”。从这些讨论中，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宗教事业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
其中，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认为：现代社会金钱至上，所以“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”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这种声音本身平平无奇，无非是某种“人心不古”的复读，和现实关系不大。然而，实际上只要稍微回忆一下，我国古典文学之中，对宗教的讽刺内容就不在少数。《西游记》与《水浒传》之中，就有不少讽刺不守戒律，一心贪婪的故事。而放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之中，对宗教的讽刺也不在少数。这证明，少部分宗教人士贪污的问题，并非是今日之事，而是古已有之。

《西游记》中，观音禅院的金池长老觊觎唐僧的锦斓袈裟，夜间放火想要烧死唐僧和孙悟空，图谋袈裟，结果被孙悟空察觉，最后反烧了观音禅院，黑熊怪趁乱卷走袈裟，金池长老自尽身亡。

不论怎么说，释永信的行为显然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眼里宗教界的形象，我们当下应该思考如何修复宗教的形象，恢复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寄托的核心作用？

实际上，当今社会仍有很多人把宗教当作精神寄托，相应地，地下传教成了一大社会问题，其中违背我国宗教管理规定的不在少数，甚至还有境外势力试图借此施加影响。所以从社会层面来说，恢复宗教公信力，这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。而从反腐斗争的角度来说，全社会都在反腐倡廉，宗教界也不应成为例外。

各家宗教戒律之中虽然都有“不要贪婪”的内容，但这正是因为抗拒贪婪没有那么简单，所以才需要戒律来克制欲望。对于宗教人士的道德，我们不应该用简单的好坏二元论去思考，而是应该从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去分析：人的道德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这点对于宗教人士也是如此，所以除了倡导道德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强调监管——只有形成监管，才能减少宗教系统之中腐败的影响，避免人民群众对宗教界形成日积月累的负面印象。

今日宗教腐败问题和往日不同的地方，在于商业化带来的复杂性，当下面临的宗教腐败问题，可以看成是我们发展中萌生的新问题。

古代的宗教腐败问题，主要是与香火钱、土地有关，但是现代的宗教机构情况则复杂得多。

少林寺之所以有超然的商业价值，并非因其在中国佛教发展流传之中的地位，而是因为少林寺与武术这一概念的绑定。而这很大程度并非来自于历史，而是由武侠小说、电影等现代因素所塑造的。在1982年的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之后，这部大受欢迎的电影，让少林寺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很多，之后才有了当下的各种商业运营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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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《少林寺》剧照

当今的少林寺是个文化旅游综合体，包括了旅游门票、武术学校、地产、品牌授权等方面，甚至还有不少的海外项目。如果还是拿老一套的眼光来看待腐败问题，那一定是解决不了的。我国当下这些较为富有的宗教场所，基本上也是与文化旅游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释永信曾经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他主导的少林商业化运营，有人认为这是极其成功的商业运营，觉得没有释永信就没有今日少林寺的文化影响力，有人则认为这是对宗教神圣性的亵渎。我们可以理解部分人对商业化的担忧，毕竟这样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寺庙的形象，但是同样，在如今的时代，指望宗教系统完全脱离商业化的运营，本就是不现实的。

少林可以说是当代武术文化之中极为关键的文化符号，反对宗教上的腐败问题，不代表要放弃这个符号，或是指望青灯古佛粗茶淡饭就能保持如此超然的影响力，那无疑不符合现代传播学的规律。实际上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，对宗教机构进行监督从来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商业化。指望完全放弃商业化来解决腐败问题，显然是无视了历史的规律。

在西方国家，梵蒂冈本身就是欧洲银行业机构的一员，还有专门的现代审计系统来防治腐败问题，而其他教会机构的基金，也普遍按照现代金融模式进行运作，投资版图极为丰富。但不反对商业化同样不意味着，要坚持当下这样有问题的宗教机构运营模式。按照其他领域的经验，我们需要去做的，不是完全消除商业化，而是要建立对于这类腐败问题的健全的监督机制，理清楚宗教机构与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。而这，恐怕也是未来的工作关键。

首先，最为关键的一环是，涉及宗教的腐败问题，谁来监管？

按照传统，这类问题往往是寺庙内部处理。但是从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来说，这很容易导致内部的袒护问题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已经发生了无数次。释永信的问题影响很大，多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我们同样希望，类似的问题在日常阶段就被发现——既要有制度性的建设，同样也要有运动式的反腐。

很多人对宗教事务的日常监督，大概希望像是武侠小说里边，由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来进行，这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现实情况很复杂。像是释永信的问题，背后必然涉及到复杂的金融关系，对这方面的知识掌握有限的人，很难找到问题所在——德高望重并不能解决会计学问题。这不是个道德问题，而是个技术问题。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道德批判能解决的程度。

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独立于寺庙运营，同时又有专业监督能力的机构来限制宗教界的腐败问题，对各个宗教机构进行定期的审计工作。而当下我国的宗教管理相关机构，还没有专门负责这方面的部门，这或许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。这样的机构设立，或许应该向各种商业监督机构学习经验，这并非是否定宗教本身，而是与时俱进。

另一个问题则更加复杂，就是宗教产权的问题。宗教产权所属关系混乱，归属主体不明确，会带来管理上的大问题，这往往是宗教腐败的成因。究竟是寺产还是私产，这中间的模糊空间是极大的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的规定并不严密，而实际上各地的情况也很复杂，宗教财产有归于个人的，有归于集体的，有寺院自己的，也有地方政府的，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。

而因为这些复杂的产权问题，宗教财产的情况往往是不透明的，不需要像企业一样公布财报，社会的监督力量难以影响到宗教机构，自然存在极大的内部操作空间。部分宗教机构的财产变成家族式的继承，无疑是宗教腐败的滋生地，在“一家一户私产”这样的模式下，腐败的风险有可能会大到失控。

类似的产权问题在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之中有很多讨论，宗教领域自然也要面对同样的考验。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可以暂时不作为重点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解决，宗教机构产权制度的完善，无疑会有助于我国宗教事业的蓬勃发展。毕竟虽然上文说了西方宗教机构没有放弃商业化，但是他们的产权结构往往是明晰的，同时商业部门也保持着很高程度的独立性，这或许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。

今年四月，美国网红“甲亢哥”在河南学习少林功夫。

今年六月，NBA马刺球队的当家球星维克托·文班亚马在少林寺剃发，闭关进行修行。

同时，一部分在文化旅游行业发展较为快速的寺院，往往是跟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潮积极参与商业化的，所以作风也和当年部分企业有类似之处，很多寺院的运营实际上是承包出去的，能发展起来就好，制度上缺陷明显，内部产权上也不够明晰，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，“宗教搭台，经济唱戏”是这类寺院的普遍情况，此类模式虽然在经济上有了成就，但是同样有可能增加腐败的风险。而面对新时代的新情况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这并不是算旧账，而是新时代总要有些不一样的地方。

有时候情况还会更加复杂。我国部分地区的宗教氛围相对浓重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宗教人士往往对社会有远超本身的影响力，这也带来了权力寻租的空间。比如说我们有时会看到，信众可以捐出大量的资产，企业家从“大师”这里寻求转运，甚至腐败分子也希望大师的力量能帮他摆脱罪行，极少数宗教人士甚至成为了腐败活动的中间人。

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是宗教腐败的一部分，甚至这样的问题，影响不只在于金钱，还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。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传统的监督手段是有局限性的，而这样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，我们迫切需要解决。

其实我们不难意识到，想要防范宗教腐败问题，需要建立新的监督机制，还需要明确宗教的产权制度，同时还要有社会监督的参与。但是考虑到宗教事务本身的特殊性，以及各地宗教事务的差异性，指望一个一刀切的方案能解决问题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，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解决。这种事情上也没有什么便利的国际经验可以学习，毕竟其他国家的宗教机构，各种腐败丑闻层出不穷，终究只能是见招拆招。

如果考虑实际情况的话，未来宗教机构的产权结构，应该是相对特别的。不放弃商业运作模式的同时，商业部门与宗教机构本身应该各自独立，毕竟人很难同时进行商业与宗教活动，这样有利于保护宗教人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形象，也减少贪腐的风险，同时独立的商业部门可以按照法律与商业规范，接受法律与社会的监督。这是理想化的情况，具体要如何实施，总归是需要时间来回答的。

当新时代的宗教遇到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指望靠回到过去来解决问题，也不能希望曾经成功的老办法可以包治百病，当宗教本身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全社会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，来为新时代开辟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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