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多多配资刑事案件居然引出特务潜伏案，而特务潜伏之深让惊动中央（八）

书接上回。

由于警察受伤把事情给耽误了，这时有人就提出，以手续已经办好了名义去花宝娣，这样不至于引起花宝娣的戒备，景远望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于是三人在居委会大妈带领下来到花宝娣，可过去敲了半天门，里面却毫无反应。不过，晾在后院檐下的衣服还是半湿的，估计花宝娣只是临时离开，三个警察就决定躲在后院里就地蹲守。

不大一会花宝娣就回来了。此时警察都在后院埋伏，居委会大妈则在邻居家坐着聊天，都没看到大门外的情况，而问题就出在这家邻居身上。邻居女主人马孃孃是个媒婆，一张嘴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。这天晚上，他们夫妻俩已经休息了，被居委会大妈唤醒，让警察借道翻墙。此时男主人尚师傅陪着居委会大妈在屋里客说话，其妻马孃孃捧着水烟筒在外面吞云吐雾，就在这时花宝娣回来了。马孃孃生性嘴快，警察登门也没说明来意，所以她一见花宝娣就迎上前去，悄声告诉花宝娣:“我看见民警来找你，没敲开门，从我家后院爬墙到你家去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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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还没说完，花宝娣转身快速穿过马路，窜进对面黑咕隆咚的巷子里去了。警察自然不知道大门外发生的一幕，不大一会儿，马孃孃回来了就把事情说了，听完马孃孃如此这般一说，大妈急得直跺脚，稍后得知消息的景远望等三个警察更是后悔不迭，怎么犯了这种低级错误，景远望立即向余瘦君打电话报告。

不大一会儿，苏州市公安局下辖各分局、派出所陆续接到紧急指令，立即安排专人在各自辖区内搜寻花宝娣，特别强调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内河航运码头等关键部位必须加派警力，严密布控，严防花宝娣逃离本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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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瘦君原以为如此严密的布控，一个花宝娣还能跑到哪里去，可折腾了一整天，竟然未能发现花宝娣的踪迹，余瘦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余年来，还没遇到过这等窘境，对此自然是十分困惑，但让余瘦君想不到的是，在苏州城里，对于花宝娣的失踪，有一个人比他还着急。

在苏州城娄门附近的东北街上有一家饭馆，名唤“富秋阁”。饭馆的老板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，微胖的中等身材，戴一副深褐色玳瑁框眼镜。他有好几个不同的姓名，户口上的名字叫鲍甘默。而在台北“保密局”总部的档案里，他叫俞正仪，1935时就是“复兴社”特务处的特工。1940年，他奉命潜伏在苏州，成为“富秋阁”的老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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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富秋阁”是“军统”设在苏州的七人秘密情报小组，饭馆东伙七人均是特工，代号为“苏116”，鲍甘默任上尉副组长。组长任合鑫不来饭馆，只是跟鲍甘默保持秘密联系。直到抗战胜利，鲍甘默才和上司见面，其公开身份是一家公办医院的内科主任。不久后苏116”代号撤销，全组七名成员不再是现役军人，可依旧是特务，目前是停薪留职，可如果擅离职守者将被视为开小差。

鲍甘默出身豪富，他知道要想留住六名下属，就得靠钱钞笼络人心。遂指使账房先生薛高飞施展做假账的手段，每月从饭馆利润中挪出一笔钱钞作为津贴发给部属。如此，大伙儿的心也就平了金多多配资，不用做秘密工作，没有风险，除了薪水还有外快可拿，一段时间下来，就连鲍甘默都想，要不就真当个饭店老板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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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48年春，从南京来了一位“保密局”财务处特派员，亮出局长毛人凤签字的命令，这是来查账的。鲍甘默心里却不慌张，“富秋阁”的账房先生薛高飞是会计科班出身，假账做得几乎天衣无缝。那位财务特派员不但没看出破绽，对“富秋阁”的经营状况还颇感满意，让鲍甘默把收入通过银行转往南京“保密局”本部的户头，如此一来，相当于默认了他们私分公款的举动。当晚，鲍甘默让厨师弄了一桌酒席，大伙儿吃喝一顿，庆贺过关。

又过了几天，鲍甘默接到“保密局”总部密令，让他前往总部，因为“旧友企盼赴京一聚”。鲍甘默知道如今国共战争的态势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利,“富秋阁”这班弟兄既然是“停薪留职”而不是辞退，还是“保密局”的人，看来此次局本部召见，应该是为了“恢复建制，重启工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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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然，在南京鸡鹅巷“保密局”总部，人事处长出面与鲍甘默谈话，先是宣布晋升中校军衔，继而宣读毛人凤的手谕:原“苏116”小组即日起恢复，新代号为“苏089室”，鲍甘默为中校主任。随后情报处长跟鲍甘默谈话，交代了“苏089室”的任务：仍以收集情报为主，兼搞行动。在未接到具体命令之前，继续保持潜伏状态，做一枚深埋于共党眼皮底下的暗棋。

鲍甘默具有“敌后秘密活动”的丰富经验，返回苏州后，他便命令属下切断所有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外围关系，只留下一个代号“老八”的主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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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八”是原“苏116”中校组长任合鑫发展的业余情报员。此人是吴县警察局的技术警官，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搞情报捞外快易如反掌，任合鑫发展了这个关系之后，一直守口如瓶。待到抗战胜利，任合鑫奉命调离之前，才向鲍甘默透露了“老八”其人，因此鲍甘默一直都是和“老八”单线联系。

鲍甘默此时出于谨慎，他没跟“老八”见面，只是通过秘密渠道下达指令，“富秋阁”饭店有订外卖的业务，这也是为了搞情报传递。但“老八”作为外围人员，任合鑫不可能向他透露“富秋阁”的任何情况，有情报交易时，“老八”打的是任合鑫在医院的电话。那么现在又应该如何联系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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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任合鑫专门跑了一趟南京。戴笠派遣“军统”技术处的专家前往苏州，通过秘密手段在吴县邮电局的电信机房做了手脚，安装了一部战后美国海军留下的转接设备。该设备能够识别“老八”的专用密码，自动转接到“富秋阁”的电话机上。这玩意儿的体积不大，往机房蜘蛛网般的电线里一塞，任谁都不会起疑心。

“老八”跟鲍甘默建立关系之后，除了每月按时收到津贴，鲍甘默始终没露过面，也没向他交代过具体任务。但毕竟换了新老板，为了获取新老板的信任，“老八”一直在等候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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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傍晚，机会终于出现了。“老八”偶然截获一个打往警察局的电话，称一名共党高级谍报人员潜赴苏州，现正在临顿路“避风堂别馆”逗留。“老八”随即通过美国海军的那部转接设备通知“富秋阁”的鲍老板。

鲍甘默立刻作出了反应。他执掌的“苏089室”虽然有七名特务，但“保密局”指示其长期潜伏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抛头露面的。鲍老板当然有应对的办法，稍后，便有二十来名荷枪实弹的便衣对“避风堂别馆”实施了突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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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后,“苏089室”受到了“保密局”的嘉奖。这是鲍甘默主持的“苏089室”自组建以来的第一次行动，对中共方面造成了巨大创伤，我党高级谍报员郁钧汉、重要联络人伍石公壮烈牺牲，组织上的营救计划未能得以实施，李白和其他被捕同志遭国民党杀害。

三个星期后，苏州解放。“富秋阁”就像苏州城里的其他饭馆一样，每天正常营业。在政治态度方面表现的十分得体，非常注意尺寸，既不显得特别积极，但也不比其他同行做得差，免得惹人注目，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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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就在1950年元月4日的晚上，鲍甘默接到一个电话，一听对方报出的暗语，顿时一个激灵:是“老八”，此时的“老八”语气显得十分恐慌，他对鲍甘默表示，北京高层与苏州市公安局组建联合专案组调查“临顿路血案”之事。

其实这个时候“老八”不在苏州，他被上级派赴上海，参加电信技术培训班去了。这个培训班聚集了华东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公安局的电信技术人员，由上海市邮电局的专家轮流授课，最后阶段，培训班举行了反窃听综合演练。“老八”是特务出身，又有长期实践经验，在演练中得综合考核第一，受到了表扬。谁知刚回到苏州，就听说了联合专案组正在调查“临顿路血案”的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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